王广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牡丹游戏会员最高占成:我是英国医疗史研究者王广坤,关于近代以来英国的公共卫生,问我吧!

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欧洲迅速蔓延,英国政府的温和应对措施引起公众质疑。英国一些官员与学者批评政府迟迟未出台更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但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为政府辩护称,政府目前的措施可以使人群产生“群体免疫力”。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如何形成?民众的防疫观念又受什么影响?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广坤,主要从事英国近代以来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发展变迁、医疗服务改革及健康养生问题研究。著有《全科医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关于近代以来英国的疾病、医疗、医生群体、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以及民众的疫病观念,问我吧!
思想 2020-03-16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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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m0573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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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牡丹游戏会员最高占成,认可而且 丹州城城主摇了摇头、才是维持平衡战狂等人都不明所以随后苦笑道。

历史上有群体免疫的例子吗?效果如何?

王广坤 2020-03-18

谢谢提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很容易引起争议。最近有人认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以及历史上的天花灭绝,都是靠的群体性免疫,我是不认同的。因为,首先,群体性免疫需要一种可靠的证据,证明人体经过感染后确实生成了一种抗体,正是抗体的作用使得病毒无法入侵,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具体抗体成分是什么也弄不明白,不能说它是群体性免疫的后果,我更倾向于认为大流感是大自然消灭的。对于天花更是如此,如果让人直接感染天花病毒,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叫人痘接种,就是在人身上提取极少量的轻微天花毒素,使之感染到健康人身上,事实证明非常危险,容易丧命,最后是英国医生琴纳偶然发现挤奶工妇女不会感染天花病毒,于是他提取了感染天花病毒后的牛身上的微量毒素,最后才成功消灭了天花,也就是牛痘接种。所以天花的消灭根本不是什么人的群体性免疫,而是合理利用了动物。所以这次新型病毒,通过指望人的感染来获得免疫力,那是十分危险的,不如多花点心思找个适合的动物做实验,进而从动物身上提取微量毒素来制成适合人体所需的疫苗。群体免疫这个概念我觉得明显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一般政府很难冠冕堂皇地出台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英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医疗资源配置尤其是针对拯救危重传染病患者的呼吸机等专业设备没有做到位,整个医疗体系太过于倚重全科诊疗,且又不敢贸然实施隔离政策,因为隔离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在英国这个太过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并不能高效而便捷地执行,政府主要是通过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与被隔离者签订民事合同的方式,来说服那些具有潜在传染病病毒携带者们自愿接受隔离,而这种民事合同的强制力其实并不高,人家要不愿意履行你也没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提出的这种让老天爷收拾人的群体免疫政策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警戒,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感染病毒那么也是自找的,怪不得政府,以便让人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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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坤 2020-03-20

您好,谢谢提问。我一直认为英国提出的所谓群体免疫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可能觉察到民意尚不支持采取激进措施。这在历史上有先例,19世纪当时英国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时,就因为政府权力过大而被民众仇视,直接导致了查德威克这个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下台,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中央机构——中央卫生委员也被撤销,分权给枢密院,又成立医疗部和地方政府法案办事处等多个机构负责公共卫生管理,后来医疗部领导人西蒙又因过于重视医学,被视为想搞医疗专制主义,被爱好自由的英国民众推翻,成立地方政府委员会管理公共卫生事务。所以,英国自1215年大宪章签订后,中央政府权力其实并不大,一度连征税征兵的权限都没有,很难集中力量干大事,只有获得民众充分支持后,才敢去做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英国政府抛出群体免疫是想让社会大众自己自觉,在政府尚未能了解民意的基础上看看社会大众到底是怎么看待这场疫情的,得到民众普遍支持采取激进措施意愿后,再去果断行动起来。至于能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觉得可以借鉴二战中英国人的表现来看,当时英国很多民众其实并不喜欢丘吉尔,但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们充分凝聚在一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希特勒啃不下来的硬骨头,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英国人的能量还是很大的。这可能和他的历史有关,早在16世纪和西班牙帝国争霸时,英国就在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的领导下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英吉利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是西方国家中做的最好的,以后一路拓展,使得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一度占领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后来英国放弃英帝国,搞英联邦,也有对其社会管理策略自信的一面。意大利之所以现在情况糟糕,我觉得也与他的历史有关,之前的教皇国长期存在和近代城市共和国的商人政治倾向,使得他的民族整合与民众动员系统相比英国还是有差距,所以我觉得只要英国政府得到民众支持,充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该能遏制疫情。

王广坤 2020-03-19

确实,在2012年,一向含蓄腼腆的英国人,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打出过“NHS”的字样,向全世界人民骄傲地展示出英国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体系的成就,他们之所以以这套体系为荣,主要是因为英国通过这套体系,开创了全民免费医疗的福利国家运作模式。其成功运行最为关键的力量在于它有很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作为基础,全科医生是这套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也是英国初级卫生保健的主导者,更是所有英国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在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是一份很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具体来说,人们看病求医首先要找到一个签约的全科医生,由他做前期诊断,当全科医生判断病人有必要进行深化治疗时,他们会开具转诊单,让病人转到专业医生或顾问医生那里接受诊治,对于某些病情严重者,还要进行联合会诊,而对于普通患者,若全科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化治疗,便可以直接为其提供医疗服务,无需转诊。因此,英国有很多民众一辈子只接受过全科医生的诊断,有效避免了过度医疗。据统计,英国有90%的病人都是在社区诊所通过看全科医生的方式进行首诊,80%的慢性疾病在基层社区就能得到解决,只消耗了政府约30%的医疗预算费用。可以说,英国的全科医生制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能够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值得称道的。此次疫情我觉得不会太多冲击现有制度,但目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全科医生压力太大,人数越来越少,基层医生隔离服等防护设备可能短时期难以到位,如重症病人过多,专业设备配置也有可能缺少,这是英国NHS面临的困境。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只要英国全科医生尽职尽责,维护好各自社区的居民健康,及时上报传染病信息,疫情还是可控的。至于群体性免疫的提出,我觉得就是政策拖延,为配置医疗人员与设施争取时间。同时也可能是英国政府觉得民意还不支持隔离,只能发出这种让大家自生自灭的威胁性语言,引起大家重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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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尚2020-03-16

据您了解,英国在防疫过程中,主要是靠民众自觉,还是政府管理?

王广坤 2020-03-17
110|回复

谢谢提问。根据历史上历次的防疫政策制定与博弈,我觉得一般状况下,只要没有太大的社会威胁,英国政府都会以民意为重,任何的卫生防疫政策制定都是政府基于对民意的了解基础上的。但是,如果当英吉利民族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时,英国政府还是很硬的,国民一般还是比较配合政府,二战就是典型,当时英国民众普遍厌战,喜欢和平,政府也顺应民意搞绥靖政策,但真的卷入战争,涉及国家生死存亡时,英国人还是比较团结的,给予了政府最大支持。所以我感觉英国人的骨子里是爱好自由的,在不那么紧急的状态下,他们绝对会以个人自由意志为中心,但当紧急状态来临时,政府也是比较强硬,人们还是愿意支持政府的。防疫政策中,这方面最为显著的表现是19世纪的接种天花疫苗事件,当时19世纪初中期的时候天花猖獗,造成了大规模伤亡,英国政府为此实施了极为严格的强制接种政策,民众虽有零星反对但并不普及,但一旦天花疫病危机稍有去除,整个社会貌似没啥威胁时,英国民众立即掀起了规模庞大的反接种运动,政府也被迫深入民间进行考察,顺应民意地制定了1898年《接种法》,创建出一套具有英国特色的“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法律体系,这套体系美其名曰地将那些所谓“诚实、按照真诚意志行事”的反接种者与不负责任的反强制接种者区别看待,倡导让那些在“真诚”意愿引导下选择反对强制接种的善良人士免除接种义务。但是,为免民众普遍以所谓“真诚意愿”申请豁免接种的义务,英国政府留了一手,设置了审核一个人是否具有“真诚意愿”的复杂行政程序,但又遭到普遍反对,为此,英国政府又于1907年颁布《接种法》,废除了1898年《接种法》附加条款中规定政府需要严格审核“真诚反对”意愿的诸多程序。此后,大多数以“真诚反对”的名义要求免除接种义务的申请者都可达成心愿。这种做法其实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但英国人不这么认为,觉得现在没有危机就可以自由自在,危机来了再管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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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巷陋2020-03-17

以目前情况看,英国政府真的会采取放任自流,以培养“群体免疫力”吗?果真如此,可否视为英国引以为荣的医疗体系的失败?或者新冠肺炎病人要牺牲多少,英国政府才会承认失败?

王广坤 2020-03-17
83|回复

谢谢提问。我试着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英国社会文化有一种显著的渐进改良拖延文化,就是什么事情先不要急不要慌,只要没有对社会伤筋动骨,那就保守点不要动,等等看接下来的怎么样,如果不行再采取紧急行动,所以英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基本没有什么大的革命,只有一个还是光荣的,也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所以我觉得抛出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力、政府先不要轻举妄动的言辞其实就是一种行动拖延的借口。英国历来有这种先例,比如马克思在英国发表了那么多伟大的言论,觉得工人阶级生活很苦,资产阶级统治很残酷,人民要起义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当时英国也确实有许多宪章运动卢德运动等事例,但最终国家不断采取渐进改良战略,频繁颁布法案给予工人权力,工人也成立了费边社,同样是拖,试图把资本主义拖到社会主义,结果工党还顺利上台执政了。还有很多国内国外危机性事务都是这样,英国政府的行动都好像比别的国家要滞后,但是,一旦局势发展到了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动手的时候,英国国家总动员能力和管理制度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战斗力惊人,意大利等国家简直没法比,这从一战二战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意大利基本是逢战必败,国家的危机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跟英国差太多了,而英国虽然一直想拖,无意战争,但是一旦卷入战争,事态紧急需要国家动手后,基本结果还是不错的,二战尤其典型,先前一直搞绥靖政策,弄得希特勒心痒痒,认为英国人很软,但一旦开战,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英国立马换了个样子,要不是英国挺住,整个欧洲就沦陷了。所以我觉得当局势发展到英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开启国家总动员模式的时候,英国不会轻易被危机击败,而且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变迁,可以称之为现代国家最先全方位介入公共卫生管理的典范,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可以用,我对其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英国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医疗卫生管理的守门员——全科医生是不是能够完全凝聚起来为政府服务,杜绝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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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网友vY7Vja2020-03-19

英国医疗体制是自费还是免费?近代听说的疫情爆发为什么都是病毒?为什么没有细菌寄生虫重金属之类的

王广坤 2020-03-21
35|回复

您好,谢谢提问。在英国看病主要是免费的,就是以全科医生为第一道防线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负责一般性诊疗费用。一般来说,NHS免费的医疗服务包括全科医生的诊疗,全科医生开具转诊单之后的入院诊疗、诊所轻伤治疗以及产科服务等等。但也有部分医疗项目是不包含在NHS服务范围内的,比如牙科治疗、眼科检查、验光配镜等需要自费。NHS管理着英国所有的医院、门诊和医务人员,服务对象包括英国公民以及在英国合法居住的外国人,不过对于那些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地区的、前往英国工作、学习或与家人团聚6个月以上的公民,需要缴纳医疗附加费,也就是移民医疗附加费IHS (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这个费用一般不贵,大概需要几百英镑,之后便可与英国公民享受同等医疗服务,但首先需要去所在社区的全科医生那里进行登记,这样才会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不过有些服务可能预约时间较长。关于疫情爆发的主要源头为啥是病毒,不是细菌或寄生虫,我想这主要是与现代世界的医疗技术发展限制有关,自从显微镜发明后,我们现在对于哪怕极为细小的细菌和寄生虫类型及生理发展规律都有不少明确的认知,像由结核杆菌、鼠疫杆菌、白喉杆菌等细菌所导致的诸多传染病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控制了,因此这些疾病虽然偶有出现,一般不会出现大规模疫情报道,更不会引起民众普遍恐慌。寄生虫个体更大,显微镜下看的更为清楚,对其生长习性生物学都已经较为了解,医学与药物应对也已做得比较好了,比如医学界对蛔虫病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的处理都比较成熟了。而病毒跟细菌与寄生虫不同,它比细菌要小一千倍左右,是很难准确认知其生理特性的,且存在极大的变异可能,人类对其认知较之细菌要更艰难些,所以一旦发现新类型病毒,很容易束手无策,即便是艾滋病、SARS病毒,包括百年前的大流感病毒,我们也很难做到准确认知和合理控制,这就很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天涯6天前

法国政府打算把卫生体系改为国营,英国和德国也会走这条路么

王广坤 5天前
6|回复

您好,谢谢提问。我觉得完全国营不会在英国实现,因为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看来,这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体潜力的充分挖掘。英国在历史上也不大支持国家的全面管控,之前1850年代左右的查德威克时期,倒是试图这么搞过,尤其是殡葬改革领域,查德威克主张全面国有化,建构国家能够全面掌控的国有化丧葬服务体系,结果也都失败了。

oxford2020-03-16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英国近些年怎么会出现公共医疗资源紧张、军费捉襟见肘的状况,他们的钱都用在哪了?

王广坤 2020-03-18
35|回复

谢谢提问。现代英国的投资金融我不大了解具体额度状况,但我觉得英国的资本流动是全球性的,虽然英帝国不复存在,但英联邦还是个很大的政治性实体,有二十多亿人口,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世界各个区域国家,好多地区地广人稀,适合投资发财,而且英美关系也不一般,有些英国资本也流到美国拉美等地。英国资本的输出型历史上就非常典型,比如在一战之前,英国虽然是世界经济中心,伦敦更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超强存在,但在1911—1913年间,伦敦股票交易所中英国国内持股量仅占总量的18%。而且,同一时期,英国资本向国内厂家发放的贷款只占国外贷款资金的3%,这也是导致大英帝国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不断衰落的原因,大部分资本都投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为那里的工业发展与教育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但这些资本输出却培养了英帝国的掘墓人,尤其是在印度地区,大规模的工业投资虽然让英国人获利很多,但促成了印度社会的整合,培养了具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信念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成长起来后,追求国家的彻底独立,英国投入的资本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而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初英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也对英国经济的发展伤害很大,国家坚持资本的自由投资与产品的自由贸易,丝毫没有给自己国家新兴工业的发展与设备更新、产品质量提高以及销售渠道的拓展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德国美国等实施关税保护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显著超越了自己,尤其是美国最为典型,他建国之后一直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为自己的工业生产保驾护航,在银行业金融业领域不断吸取国外资本,同时协调自己的产业结构,注意保护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世界强国。不过至于说到公共医疗资源与军队经费紧张我觉得也不至于,只不过英国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在这方面做资源的整合与配置,英国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偏爱小政府,但如真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觉得资源配置总体还是可以的。

独怜易水寒2020-03-19

您好,请问群体免疫的代价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不负责任?

王广坤 2020-03-20
23|回复

您好,群体免疫我觉得字面意思就是人人都能够获得一种特别的抗体,可以对抗某种传染性病毒的侵害,如果真能研究出疫苗,那么就可以每个人生成抗体,彻底杜绝传染病威胁,现代世界唯一一个完全被消灭的传染病,也是世界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天花疫病就是这类典型。不过天花的消灭靠的是牛痘接种,疫苗的源头是利用了牛身上的血清,对人的威胁相对不大。如果让全体人都去感染一遍,以激发人的免疫系统,使得体内产生抗体,这是非常危险且不负责任的。比如艾滋病,一旦感染了,确实体内抗体呈现出阳性,但是这种病毒直接摧毁的是人的免疫系统,以后随时会复发,一旦复发就是生命的彻底终结,且终身带有传染性,非常可怕。现在有种说法是新型病毒非常狡猾也非常可怕,不但可以侵害人体的肺部器官,也有可能对人的免疫系统产生损害,甚至影响危害生殖能力。我不确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凡事未雨绸缪总是好的,我们已经在抗疫斗争中因轻视忽视而吃过亏。这个时候搞针对人的群体免疫简直是笑话,我觉得英国政府不可能那么不负责任,把这种计划当成是病毒应对的终极方案,只不过是政府民众与社会还没有做好抗击疫情准备的临时拖延,民众太过追求自由,政府也过于斟酌民意,物资供应又因自由社会的机制问题而难以得到集中配置,所以政府只能宣扬所谓的群体免疫理论来让民众提高警惕。现在来看,由于民意已经愿意放弃部分自由支持政府,我相信不久以后英国政府行动会越来越激进,会像我国学习采取必要的隔离及统筹调配物资资本设备等措施,以举国之力投身抗击新型病毒中。因为英国政府历史上就是善于拖延,通过揣测民意考察民间事务确定政策,所以我觉得那里的政治家一旦确定民意支持这么做,行动效率和制度反应都还是不错的。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开始成长为日不落帝国以来,英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民众动员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锤炼,也是现代公共卫生管理的发源地,我对其抗击疫情和保障民众基本健康福利还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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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soso2020-03-20

您好,我们一般对于英国的NHS系统比较了解,但是对英国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资料比较少,请问可以解释一下英国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么?

王广坤 2020-03-20
19|回复

谢谢提问。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主要是英国的智慧医疗系统——也即电子病历系统做的不错,可以监测国民的基本健康数据。具体运作上,主要由英国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下面的公共卫生部(PHE)和我们熟悉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密切协作,来负责传染病防控,以及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电子健康病历(EHR)是NHS及PHE进行人口健康、公共卫生数据分析的重要入口,这些电子健康病历数据主要源于各地的基层医疗系统,数据经加密后被托管在私有云端的集中式数据库中。数据库能将这些数据导出,传送给公共卫生部门,帮助公共卫生部门对潜在的健康威胁进行监控。通过这些数据,英国卫生部门可以全面了解国家的疾病发展与卫生隐患基本状况,也能对某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进行专门性卫生保健服务。通过电子病历,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接种情况、过往病史及基础免疫情况,预判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这个系统应对一般性传染病问题不大,不过如果传染病状况严重,那就可能需要调配物资,首先为基层全科医生提供各类防护装备,尽可能将所有疑似、轻度中度及重度病患者及时通过智慧医疗系统报给公共卫生部与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上级单位,同时需要整个社会全力支持,优先保障救治危重患者所需的各类设备供应到位。英国要能做好这两点,我觉得应该能很好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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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顶尖级的私立大学,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由巴尔的摩银行家Johns Hopkins捐赠的700万美元巨额遗产支持创办美国高水平研究大学和高水平医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以医学、公共卫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见长。由于创立之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专注于医学科学与人体健康研究并将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换成临床诊疗实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学科始终处于全美顶尖水平,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U.S. News University Rankings)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类专业长期排名第一,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研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作为美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承担起了发布疫情数据的责任。美国是复合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所辖的健康卫生部门不对美国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负责,没有义务向联邦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及其附属机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提供本州本地的疫情数据,所以,你到美国CDC网站上去查看疫情数据,总是滞后2-3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独立汇总、统计、发布相关疫情数据,为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美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实时更新。
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外,哈佛大学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数据中心(Harvard Health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明尼苏达大学传染性疾病防控政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都在独立发布美国疫情数据,可比较不同研究机构发布的疫情数据。
美国人对政府发布的数据迟缓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蕴含有质疑权威,质疑政府权威的基因,他们担心政府蓄意瞒报、漏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导致疫情数据失真。疫情数据统计是科学研究的工作范围,那就交给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构好了!独立第三方、递四方、第五方发布的数据可以更好地体现美国各州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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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谓的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中,它属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绿茶、红茶、乌龙茶里放很多种花。当然工艺要正确。
茉莉花茶销售最好,所以听到最多。其实花茶还有其他种类,如玉兰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叶资讯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数资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成熟并进入教科书。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产生据我翻阅材料,应该起源于元朝(与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发明人为画家倪瓒,他在著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与“莲花茶”。
明代茶人对这种新出现的花茶(在商业上应该很成功)很感兴趣,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顾元庆、钱椿年的《茶谱》建议放进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
《茗谭》作者徐??对倪瓒和顾元庆有批评,态度很严肃:“吴中顾元庆《茶谱》取诸花和茶藏之,殊夺真味。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茶,虽一时香气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时移建兰、素馨、蔷薇、越橘诸花于几案前,茶香与花香相亲,尤助清况。”就是说将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议在茶室里放几盆花就够了。
“夺真”这种说法在宋朝就有了,当时茶与香的结合就有争论。蔡襄在《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夺真”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多余的担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艺就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花香与茶味之间有协调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国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种和祁红拼配而成,看来英国人也体会到了柑橘味与茶味之间的协调性。
北京人喜欢茉莉香片,据马未都老师说那实在是因为以前北京的井水质量不好,放茉莉,压一压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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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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